但从司法解释适用的角度看，本文就复议第三人规范弥合的讨论对于诉讼第三人制度依然有参考价值。
代理在法律上是一种临时性的事务管辖权转移，也不符合派驻机构的常设组织的特性。三是向特定行政区域派驻的机构。
最后，从被监察对象来看，这种动态分类的工作秩序体现为，针对不同被监察对象的派驻监督活动，要遵循尊重不同类别的国家机关的组织活动规律，动态调整针对不同国家机关所行使的监察权限的基本要求。而这种文化基因与传统在当代中国宪法上所体现的、更深层次的国家机构组织逻辑是：中国的权力监督是通过国家权力的自我监督、革新与提高来实现的。接下来需要明确的是，派驻机构是否属于独立的监察机关。这一观点认为，国家机关更多是在描述意义上成为一种功能主体，或成为权利义务的承受对象，就已然具备法律规范归责主体的资格，但不必然具有法人地位，判断机关是否具有独立性的标准在于，其在成立时是否被明确赋予对某个事务享有概括的法律能力。各派驻机构的权限可依委任机关处分乃至收回。
摘 要：派驻是中国以自我监督为本质的国家组织的重要形式，实现了组织主体统一人格与具体监督功能的分离，是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重要体现。二是形式的组织/制度说。宪法的纲领性条款为促进型立法的产生和勃兴提供了直接的宪法理据。
在时间指向上，促进型立法主要不是指向过去或当前的问题，而是指向长时段的将来。由此展望后续立法趋势，应加强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方面的促进型立法，把促进型理念嵌入各类部门法，并使其与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结合起来。如此一来，企业雇佣女性劳动者的成本顾虑得到缓解。此外，该法二审稿还增加了国家鼓励和支持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为家庭教育事业进行捐赠或者提供志愿服务，对符合条件的，依法给予税收优惠等促进型规定，并将一审稿法律责任一章中有关罚款、拘留等处罚措施的规定删除，呈现出更为鲜明的促进、鼓励和支持的色彩。
[41]参见陈锡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的说明——2020年6月18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1年第4期。[3]这种以立法实施宪法，并通过立法发展宪法的方式，被视为中国宪法实施和变迁的主渠道。
有学者提出，国家机构和国家标志部分的立法实施较好，各类组织法和国家标志立法已经基本齐备。这事实上是以促进型立法的方式，推动了由国家健康事业到公民健康权的转化，并极大拓展和充实了健康权的内涵。中共中央印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可视为此类立法的纲领和指引，另有多地制定的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可被视为此类法律的地方立法实验。这就意味着，国家对于公民在思想层面的宗教信仰自由不予干预，就是说，公民可以信仰宗教，也可以不信仰宗教，既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
宪法实施不仅包括通过合宪性审查促使违反宪法的立法得到纠正，也包括以宪法为依据进行立法，将宪法中确立的国策条款适时转化为具体法律，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整体法律秩序。比如宪法规定公民有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同时法律规定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必须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这意味着非经许可的集会游行示威不受宪法法律保障。促进型立法充分运用了宪法预设的多元治理工具，并将其融入特定政策目标的实现过程，极大充实了国家治理工具箱。早在五四宪法制定时，就曾对宪法的纲领性问题进行过深入讨论。
进入专题： 宪法实施 依宪立法 促进型立法 。[35]当然，国家仅是尊重思想层面的宗教信仰自由，对公民基于宗教信仰产生的外在行为仍将予以规范和调整。
[4]然而，我国现行宪法各章节在立法实施力度和方式方面存在差异。这些物质性保障条款的实现程度并不取决于制宪机关的主观愿望，而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决定。
此时国家以积极态度推动某项事业前进，通常体现为政策支持或财政扶持。[12]李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载《李达全集》（第十八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28页。[36]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00-201页。[42]第六，从单一治理到综合治理。[13]基于上述原因，五四宪法呈现事实确认和纲领指引相结合的特征，这对现行宪法产生了直接且深远的影响。[26]由此可见，促进型立法实为政府经由立法方式介入经济和社会生活以解决市场失灵和缺陷问题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促进型立法属于对市场失灵进行补正的新型立法。
立法机关通过促进型立法落实宪法所确立的国策时，那些具有国策条款支撑、回应公民基本权利诉求、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促进型立法动议，更容易被纳入立法议程。二是在立法形式方面，不仅可将宪法规定的各项促进型治理工具转化为各类促进型立法，还可将促进型理念嵌入其他各类立法之中，使得促进作为方法得到普遍适用。
需要强调的是，促进型立法并非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是在善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补足其固有短板。[33]这种分类方式参见[美]马克·贝磊：《教育补习与私人教育成本》，杨慧娟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9页。
该层级的国策在各类法律和规范性文件中，一般径直标示为基本国策。周恩来在关于《共同纲领》草案的报告中强调，经济建设是百端待举，但须有缓急轻重之分，草案中已根据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
后经广泛深入的立法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四审通过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中明确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并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应对缺陷型市场失灵，政府应防止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良性的市场秩序，并着力解决由竞争所导致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负外部性问题，《中小企业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可再生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节约能源法》均属此类。促进意味着国家积极涉入特定领域，鼓励或引导其发展，甚至国家可能直接参与或躬身组织相关活动。[21]吴邦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国际社会义不容辞》，载《吴邦国论人大工作》（下），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39页。
另一种意见认为，规定取得合理回报可提高办学积极性。就第三类规范型治理工具而言，其介于放任和促进之间，较之于放任显得较为积极，但又尚未达到促进或鼓励的程度，一般体现为国家监督或管理。
得益于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行的放管服改革，诸多领域已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这就是由附许可保留的禁止到附禁止保留的许可的发展。四、宪法如何治理：促进型立法的工具作为宪法实施的重要方式，促进型立法不仅落实了宪法的国策条款，充实了公民基本权利体系，而且丰富了国家治理体系工具箱。
该条例意图响应国家生育政策，促进女性劳动者的就业，建立女职工假期用工成本分担机制，地方政府对女职工产假期间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按照规定给予相应补贴，对招用响应国家生育政策的女性劳动者达到一定比例并实现稳定就业的用人单位给予政策支持。[30]在此基础上，2016年修改后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进一步规定，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
在精神文明方面，应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为契机，加强文明行为、社会诚信、见义勇为等方面的促进型立法。促进型立法的涌现意味着政府职能已发生转变，政府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克服市场失灵和市场缺陷。比如宪法规定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以及国家反对浪费，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反对官僚主义等。在政治文明方面，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民族团结、巩固国家认同的促进型立法已经有了较为丰厚的实践积累，可以考虑尽快列入立法议程。
《劳动法》并不是一部促进就业方面的法律而只是一部劳动管理法，它本身不仅还存在着某些内在缺陷，而且并不具备促进就业的功能。这就是说，纲领和宪法有重大的差别。
[39]再如，2023年民进中央向全国政协提交《关于完善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提案》，建议把《循环经济促进法》更名为《循环经济法》，提升循环经济治理强度，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作为该法基本原则，保障国家资源安全。[34]就第二类放任型治理工具而言，国家保持中立，既不禁止，也不鼓励，比如宪法规定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对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法律保障，也可以借助促进型立法提速增质，不断提升民主的增量。[28]参见王冰：《市场失灵理论的新发展与类型划分》，载《学术研究》2000年第9期。